12月18日，《光明日报》“光明阅读”整版介绍由中国外文局所属朝华出版社于2021年7月出版的《华夏之路——文物里的中国通史（全六册）》（中、英文版）丛书，刊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为该书所作书评。
全书按历史年代分为“旧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西周至战国时期”“秦朝至南北朝时期”“隋朝至唐朝时期”“五代十国至元朝时期”“明朝至清朝时期”六卷，以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品为主线，系统介绍中国从170万年前的远古时期直至清末的悠久历史文化。
六册《华夏之路——文物里的中国通史》就摆放在我的案头，一页页轻轻揭起，就仿佛徜徉在一条悠远漫长且从未间断的华夏文明之路上。
这套由朝华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普及性图册，以国家博物馆的通史陈列为基础，把中华大地上“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以考古证史、文物说史的方式集中呈现在读者面前。论图片之美观，解说之精彩，编排之活泼，印刷之精美，近年出版的文物考古图册类图书鲜有可与其媲美者。但这套书最大的亮点尚不止此，更在于其中囊括了大量国博馆藏珍贵文物，唯有这些如珠如玉的珍贵文物串联起来的历史，才更能彰显华夏文明的灿烂辉煌。
中国有一百多万年的人类发展史。该书收录的元谋人、北京人、金牛山人、山顶洞人等的牙齿、头骨、石器、装饰品等，正是中华大地上早期人类和“现代人”活动的见证。中国有两万年的陶器制造史。该书收录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的绳纹陶罐，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容器，是因炊煮食物的需要而发明，可见华夏先民“以食为天”的观念由来已久。
中国有上万年的农业发展史。该书收录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夹杂炭化稻壳稻谷的陶器，河南郏县水泉遗址的锯齿形石镰，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骨耜，所承载的“南稻北粟”农业史已有八九千年。近年还在南北方又发现距今一万年以前的水稻和黍、粟作物栽培证据。中国有8000多年文明起源史。该书收录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的四足石磨盘，费时费力琢磨出并无多大实用功能的四足，透射出裴李岗社会的不凡气质。后来在舞阳贾湖等遗址发现的含石子带字符龟甲、“规矩”形骨器、骨律管（骨笛），以及排列整齐的“族葬”墓地等，显示裴李岗时代已出现八卦数卜、观象授时、敬天法祖等华夏文明的核心要素，已进入华夏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距今7000年进入仰韶文化前期，文明因素持续积淀，该书收录的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的小口尖底瓶、小口细颈壶、船形壶等，装饰黑彩，罕见珍贵，苏秉琦认为这类器物属于祭祀用的酒器性质。该书收录的西安半坡遗址彩陶盆上面的人面鱼纹和鱼纹，描绘的可能是鱼龙类的祭祀崇拜对象。该书收录的北首岭遗址的尖底彩陶罐，以其代替人头入葬，上绘“山”形等字符，也当有原始宗教深意。此外，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象牙鸟形器、骨哨，沈阳新乐遗址的煤精制品等，也都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品。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和社会的复杂化可追溯到6000年前。该书收录的河南汝州阎村遗址的“鹳鱼石斧图”，所绘“石斧”装饰讲究，当为象征军权的“钺”。正如严文明所说，这是一幅描绘鸟部族战胜鱼部族的纪念碑性图画。我们甚至认为，这有可能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人群一度战胜半坡类型人群的真实反映，其重要性可以和象征上下埃及统一的纳尔迈调色板相提并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一个流行鱼，一个鸟最多，鱼（龙）、鸟（凤）应当分别是他们所对应部族的崇拜对象。该书收录的陕西渭南华州太平村所出鹰形陶鼎，其神骏姿态俨然就是充满活力的庙底沟类型人群的写照。距今6000年左右，晋、陕、豫交界地带的庙底沟类型对外迅猛扩张影响，使得整个仰韶文化的面貌空前统一，对周边地区也产生很大影响，使得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诞生。庙底沟类型出现几十、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大型墓葬，表明社会开始了复杂化进程，进入华夏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在其带动之下，周围地区也陆续开始了文明化进程。
中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形成史。甘肃庆阳南佐600万平方米的仰韶文化大型环壕聚落、大型夯土祭台、大型宫殿式建筑，浙江余杭良渚600万平方米的良渚文化古城、大型水利设施、豪华墓葬，分别为黄土高原和长江下游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或者文明社会的明证。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其他地区此时也都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文明社会，当时是一个“古国”林立的时代。该书所收良渚等遗址的璧、琮、钺、三叉形器、冠形器等精美玉器，以及黑陶尊（壶），有的上面还带有神龙徽记，既体现良渚玉器、陶器等制作的专业化，也是良渚复杂意识形态的反映，其中的璧和琮被认为是祭祀天、地的礼器。
良渚的繁荣建立在发达稻作农业的基础上，良渚已有中国最早的犁耕，该书所收石破土器，或为组合式石犁的一部分。书中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白陶鬶、黑陶杯、黑陶带盖罐（罍）、彩陶背壶、刻字符陶尊、玉钺、象牙梳等，品质高贵，基本都是大型墓葬的随葬品；红山文化的龙形、斜口筒形的玉器，以及彩陶器、女性雕像，意蕴深远，主要见于牛河梁等大型祭祀遗址的大墓当中；这些反映出黄河下游和西辽河流域较高的文明化程度。此外，淮阳平粮台遗址的陶排水管道，石家河遗址的动物形小陶塑，则是中原和江汉地区龙山时代城邑发展、祭祀活动盛行的证据。华夏文明是有中心的多元一体结构。该书也收录了不少周围地区文物，既体现出自身特色，也反映和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有机联系。仰韶文化发展到甘肃西部、青海东部和四川西北部以后，地方特色增强而形成马家窑文化，该书收录了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最为精彩的涡纹罐，半山类型的涡纹、锯齿纹陶罐，以及马厂类型独一无二的裸体双性浮雕彩绘壶。其他如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的陶罐，显示源自仰韶—马家窑文化的人群早在5000年前就登上青藏高原定居的事实。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的陶釜为东南沿海地方特色，而石钺则为长江下游文化因素。
华夏文明从来就不是封闭的，距今5000多年就开始了真正的中西文化交流。该书所收甘肃东乡林家的马家窑类型青铜刀，为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可能受到过西方更早的青铜器技术的启发。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彩陶盆，也可能受到过西方舞蹈艺术题材的影响。此时在甘肃天水等地还出现了源自西方的绵羊和黄牛。源自中国的粟、黍和中国风格的彩陶也逐渐向西传播。我们曾将丝绸之路前早就存在的中西交流通道称为“彩陶之路”。以上仅是对第一册内容的简单回顾。之后各册，从夏商周“王国”时代，到秦汉以后各个皇朝时期，文物精品琳琅满目、异彩纷呈，层次递进地展现出华夏文明连续发展、多元一统、开放包容之特征。一书在手，就可以在艺术享受中尽揽华夏文明风采。